在北京利物浦客场大胜南安普顿，继续斩获三分，宾馆、酒吧、夜总会和高尚社区是一个人间，很多人围着个麻辣烫的摊子也是一个人间，热气腾腾的烟火人间。
在这个城市，你的孤独无人响应；当你以为你只是你时，所有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：所有人都是你，你也是所有人。
——徐则臣
孩子咳嗽、求医，大蒜冰糖水、萝卜蜂蜜水之类的偏方，他都照实写进了小说，虚构写成了非虚构。在天桥偶遇同乡，陈年罪责重回生活时，余松坡的脑子里闪现了一句话：“雾霾进到了我骨头里。”
文 | 宋宇 尹廷伊
网络编辑 | 骨猪 董聃慧
过了十年，作家徐则臣再次见到以色列同行阿摩司·奥兹。2016年6月24日，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，他参加了奥兹短篇小说集《乡村生活图景》中译本的发布会。此前，在从江苏东海坐高铁回北京时，他已经读过这本新书。
“看着这样年龄的、我非常喜欢的老作家，这么精神矍铄地、流畅地在这儿演讲，作为一个作家，有非常笃定、非常满足的感觉。”发言时，徐则臣脱口而出。事后想来，这段话也许令听众感到没头没脑。他把年近八十岁的奥兹比做“文学老祖父”，也确实觉得以色列老人长得有点像自己的祖父。
对奥兹的祖国以色列，徐则臣也有惊人的兴趣。他的上一部长篇小说叫《耶路撒冷》，故事却大多发生在中国，45万字中只有不到3000字涉及那座城。他写小说时阅读了大量图文资料，看的视频超过60小时。书中角色初平阳自幼迷上“耶路撒冷”这四个字，长大后决定出售祖宅，筹钱去那里留学。
发言过后，下午三点多，徐则臣发现了六个未接来电，都是家人打来的。他顿感不妙，果然，祖父去世了。去社科院前，他还和母亲通话，问祖父能不能吃东西。祖父病了很久，医生说，他只要能吃东西就问题不大。母亲回复，老人上午还吃了一碗蒸鸡蛋。
徐则臣说，自己从未有一本书像《王城如海》一样，写得如此艰难。（图为徐则臣）
徐则臣和祖父关系亲密，却只能不断往返于工作和定居的北京，与家乡江苏东海，尽量多陪老人。这次回北京前，祖父也回家了。他坚持离开医院，大概有了什么预感。
住院期间，祖父做了很多梦。有时他突然醒来，直接发问：“我在什么地方，怎么连屋脊也没有利物浦客场大胜南安普顿，继续斩获三分？”农村的房子有尖尖的屋脊，而医院只有常见的白色平直屋顶。还有一次，他梦到了在90岁高龄去世的老伴，她站在风里头，头发全乱了。
依家乡风俗，老人弥留，尽量不在外边。回家第六天，他去世了。返京前，徐则臣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但仍觉得祖父离世太突然。老人最后的时光里，他正撰写小说《王城如海》，2017年1月，小说出版。写这本书耗时五个月，他从未写得如此艰难。至亲逝世，他愈加怀疑，因此绝望和幻灭。
“你甚至觉得，文学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？”徐则臣慨叹道。
《王城如海》的开头，肇事者在雾霾天气中逃逸。图为雾霾天的北京公交车。在北京第一次坐公交车，徐则臣就坐反了。如今在北京生活了15年，徐则臣惟一感到不适的就是雾霾。
突然觉得要做点大事
“你写这有什么意义？它不就是一个故事吗？这个东西能治病吗？能让人多活一分钟吗？都不能，你这样想的时候，会有一种随时可以放弃的感觉。”徐则臣开始追究写作的意义，那是他的事业及热情所在，但没法弥补死亡带来的情感空白。
2016年元旦，徐则臣开始写《王城如海》。他坐在书桌前，觉得那天是个好日子，得做些什么。“那口气，你觉得到了。”他说，所谓气到了，大概就像篮球运动员，出手瞬间便知道球会不会进。
写《耶路撒冷》也是如此，动笔那天，他睡午觉醒来，浑身有劲，“突然觉得今天得做点大事儿”。虽然花了六年，但《耶路撒冷》写得顺利，小说为他带来一些奖项，还进入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短名单。
“只有你认为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，它才能激发你的潜能。你每天心心念念的，吃饭、睡觉、走路想的全是这个事儿，那它会不断伸张、不断扩展，很多的细节、故事、情节、感觉、想法都会‘发’起来。”徐则臣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。
按计划，《王城如海》本该晚三年诞生，排在一部与京杭大运河有关的小说后面。徐则臣的家乡水网密布，房后不到一百米有条河，再往北一两百米又是一条，再往北500米，一两里路，还是有河。他小时候经常发大水，桥全被淹掉，水可能没到孩子们的胸口，他们过河要像盲人一般摸摸索索。
徐则臣说：“快二十年了，我无数次拜访过真正的花街，现在它短得只剩下了一截子，熟得不能再熟，但每次回淮安还是去看，像见一个老朋友。”（图为淮安花街）
徐则臣在镇上念初中，学校前头有条石梁河，新中国成立后修成江苏省最大的人工水库。他每天过桥上学，中午常去河里游泳。东海盛产水晶，河边的沙子经常包着些水晶，他边走边捡。初三住校没暖气，自来水管全冻住了，为刷牙洗脸，他得端着脸盆牙具，狂奔去河边。
再往后，徐则臣工作过的淮阴师范学院，离京杭大运河的里运河不远。慢慢地，他读了许多运河资料，关注它的历史沿革，对中国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影响。在《耶路撒冷》中，花街少年们沿河而上，在终点北京寻找自己的归宿。河那边的北京，也出现在他较早的一批小说里，他写到众多边缘人，办假证，卖盗版光盘，开书店，他们漂在北京。
徐则臣的写作，也逐渐由无意识转变为研究式的，“要解决问题，清理一部分东西”。“写《耶路撒冷》的时候我就想，70年代，这是我的生活，我写完别人就别写了，或者说你起码不能轻易地写。”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形容，这是“写作者的虚荣”，“对作家来说是一件好事，我要做足了功课，要把这事给搞彻底了。”
徐则臣预计把小说的一条线布在1901年，那年清政府废止漕运，而运河已经因社会变迁及铁路运输兴起而衰败。关于运河的文献，体量大得出乎他的意料。他时常感觉被资料和想法淹没，直到《王城如海》意外出现在脑海中，1901年的故事被暂时搁置。
小说起初叫《大都会》，与美国作家唐·德里罗的经典撞名。后来，《耶路撒冷》的责编韩敬群出了个主意：取苏东坡诗句“惟有王城最堪隐，万人如海一身藏”，改名为《王城如海》。徐则臣采用了这个书名，他在小说后记中阐释：“在这个城市，你的孤独无人响应；当你以为你只是你时，所有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：所有人都是你，你也是所有人。”
“当你以为你只是你时，所有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：所有人都是你，你也是所有人。”
你生来就老了
《王城如海》篇幅不长，近13万字，写了一个发生在北京的故事，时间跨度不足一周。主角是海归戏剧导演余松坡，出身乡村，曾赴美留学，新戏《城市启示录》被认为对“蚁族”不恭，在网上引发激烈声讨。他经常梦游，梦游时异常焦躁，只有二胡曲《二泉映月》能够缓解。后来，他的遗嘱被人意外发现，揭示了他少年时无心犯下的罪责，最终令他的生活崩溃。
动笔之后，徐则臣的节奏保持得比较好。写到后半部分，恰好是写完余松坡的遗书时，祖父的病情不断反复，他有些扛不住了。祖父96岁，患上溶血性贫血。那种病很荒谬，血液自我耗损，但越补血，患者的造血功能越差。
祖父在私塾念书，做过小学校长，打成“右派”后当了多年猪倌。徐则臣是他唯一的孙子，自小一同生活，老人格外疼爱。祖父因病重而没法认出身边的人，听到徐则臣的名字，竟突然清醒：“那是我孙子。”
老人必须输液，每次都得去另一个城市，路上要折腾三四个小时。四姑和父亲，也在那段时间相继生病。在北京写《王城如海》时，徐则臣得时常打电话回家，讨论病情，帮忙联系医院，最多的一天二十多次。
每次打完电话，他都焦虑，坐在书桌前半晌，喝茶翻书，压制“心绪不宁、惊慌失措”，方能继续动笔。恰在那时，他答应把稿子交给《收获》杂志，不能破罐子破摔。与理想写作状态相反，小说越收越紧，缺乏令其更丰满的闲笔，明显萎缩。小说出单行本，他又修改和补充，但无法恢复到最饱满的状态。
小说里对于“蚁族”的质疑，引起众怒。（图为挤在北京海淀区六郎庄胶囊公寓里的外地青年）
在《王城如海》中，导演余松坡的家人、朋友、仰慕者，年龄、身份和社会阶层各异，形成了一幅城市生活图景。小说里穿插着《城市启示录》的剧本，结构也类似戏剧，雾霾无处不在。
近两年，徐则臣开始怀疑传统的长篇小说，它们有一套逻辑，能用一个完整的故事把事件、时代或世界说清。但互联网和高科技的时代，世界变得更加复杂，“不是那么简单的，起承转合就可以了”。传统小说“必须以人为删除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为前提”，类似情况也存在于传统话剧。因此，徐则臣把先锋话剧视为反映复杂性的途径。
徐则臣曾计划用先锋戏剧写北京。一位朋友借给他许多经典剧本：《欲望号街车》《萨勒姆的女巫》《安魂曲》，帮他开阔了眼界，也断了他写戏的念头。他确信小说是更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，但它可以不那么传统。拟意中的话剧出现在了小说里，有只能跟人说话的小猴子，一溜烟跑去“蚁族”们的出租屋，剧中的海归教授追到那里，顿时因“蚁族”的生活状态而悲哀、心痛、怒其不争，大声质疑：“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？”结果意外引起众怒。
余松坡用戏剧写北京众生相，徐则臣借余松坡的故事写乡村、都市，历史、当下，以及快递员、“蚁族”、记者和学生等群体，几个世界霎时被压缩在一起。
从前，徐则臣跟人聊起小时候的流行歌曲，审美趣味，着装，对方不免觉得落后。他明白，流行真的分阶段和阶层，尤其在相对偏远落后的乡村。有次在KTV，人家逼他唱歌，唱完后，一个1980年的年轻人说：“你就是一个大叔。”这城市孩子认定，徐则臣唱的是自己父辈的歌。
“我说没办法，我小的时候天天就唱这些东西。你生来就比别人早，或者你生来就老了。”徐则臣当时还感到奇怪，他毕竟只大对方两岁而已。阶层、出身之类的差别，确实经常营造出古怪的场景。
他们理直气壮地回“家”，我回海淀南路
2002年，为参加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面试，徐则臣第一次来北京。他赶上了一场沙尘暴，不论年龄，街上的女人们都裹着纱巾，眼睛都不露出来。
在路口，骑自行车的女人停下等红绿灯，一时间满眼裹着纱巾的脑袋，他颇为惊奇。那时，他还没去过北上广深等大城市，亲眼看到沙尘暴中的古怪装束，“觉得完全不是生活在一个世界里”。
刚来北京那几年，徐则臣辗转多地租房，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。
第一次独自乘公交车，徐则臣就坐反了。那时没有语音报站，乘务员语速快，还带儿化音。“说个关键词，你没法瞬间把句子的成分给补全了，所以根本不知道他干什么。”公交车庞大而破败，极为拥挤，中间还有那种帮助拐弯的大转盘。他不好意思问，过了几站，才确定自己离目的地越来越远。
2004年，徐则臣在未名湖畔的镜春园住了快三个月。湖边的房子是违建，由砖垒起来，顶上的楼板上头铺了石棉瓦，保证不漏雨，但没法隔热或保暖。五平米的小屋，一个月800块钱，相当昂贵，但愿租的人很多。屋外有套院子，据说原来属于嘉庆皇帝的四公主，院里的柿子树还能结果实。
毕业后，徐则臣在靠近北大的芙蓉里合租，在六楼住了两年，楼下是万泉河公园。在去西苑早市买菜的路上，他能见到各种“边缘人”，包括办假证者，盗版光盘小贩，假古董贩子，在北大旁听的外地青年，以及一条裤腿长一条裤腿短的民工。
北大往西是蔚秀园和承泽园，再往西北走还有骚子营和皂甲屯，因为附近另有国际关系学院等几所院校，很多考研学生或蹭课者租住在那里。大家普遍缺钱，常住床位，一处通常两三百块钱。那时北大三角地还没拆，贴满了床位广告。
这些追寻理想或单纯讨生活的人，很懂自得其乐。当时，人民大学西门外有家水煮鱼，28元一盆，大概因为反复使用，盆里的油已经一片乌黑。
“你要吃的就是那个反反复复用的油，因为它有味儿，味儿全进去了。一个星期吃一次，真的很开心，觉得生活无比美好。”徐则臣回想，每周出去撸串喝酒，压根觉察不到生活的苦，关键在于没有更美好或更富足的生活来参照。
小时候，徐则臣放牛许多年，也不觉得那是所谓苦难童年：“谁说我苦难，我倒开心着，天天牛往那一放，你就睡大觉，跟几个小孩儿在那玩。”戏中戏里的海归教授经历更多，却不解风情，几句话便引发一阵喧嚣。他和余松坡都弄不清楚，这些年轻人怎么想。有个年轻人告诉他们：“我们没有失败，只是现在没有成功。”
“在北京，宾馆、酒吧、夜总会和高尚社区是一个人间，很多人围着个麻辣烫的摊子也是一个人间，热气腾腾的烟火人间。”在一篇随笔中，徐则臣回忆自己亲历的富有烟火气的生活场景。他的中篇小说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在芙蓉里寓所撰写，写完真的搬去了中关村。
徐则臣写完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后，真的搬去了中关村。
“下了班，朋友聚会结束，他们理直气壮地回‘家’，我说，我回‘海淀南路’。”那时，徐则臣难以把住处当做“家”，直到买下中关村大街边上的房子。“三十岁这年，我有了稳定的卧室、书房、厨房、洗手间和生活，不用担心催缴房租的电话，不需要再看房东恩赐般的脸，我可以改装和修正家里的所有东西，包括我的生活。”他在那篇随笔中写道。
来北京最初的不适感很快就过去了。直到现在，除了雾霾，徐则臣还是很喜欢这里。“我从事这个行业，肯定希望能够在一个文化中心。”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在北京，能够见到最好的文化人，汲取最好的文化营养。他现在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担任编辑，几年前拿到了北京户口，当然，这“其实对心态影响不大”。
将生活“连根拔起”
《王城如海》开头，余松坡剃须时，家里两块玻璃相继被打碎，他因此不慎割破了脖颈。他看清肇事者的装束时，对方已经逃进雾霾当中。雾霾把导演和小混混联系在一起，由此成为故事发展的重要动力。
起初，徐则臣没打算写那么多雾霾。从2016年元旦到10月22日完成第四稿，他家门窗紧闭，两台空气净化器一直工作。儿子巴顿咳嗽了三个月，不能热到，也受不了冷，湿度太大又容易传播病菌。雾霾一抬头就看得到，贯穿着生活时时刻刻，他觉得无所适从。他曾看到新闻，淘宝上的口罩销售量某日超过了安全套，就把它写进了小说。
“它本身是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产物，经济发展过程中，有些东西是不可避免的。”徐则臣不愿单纯义正辞严地批判，希望正视雾霾并积极治理。他的口罩戴得不勤，但给儿子用了电动口罩，里面有换风装置，通上电就转起来。之前口罩四百多块钱，现在更贵。
2016年春节，徐则臣特意带孩子去了大理，在朋友开的客栈里过年。朋友告诉他，大理房价前一年涨得特别厉害，很多北京人在那里买房，就是因为那里空气好。果然，那会儿很多北京牌照机动车在大理街头穿行。
接下来一年，徐则臣身边改变生活，甚至“连根拔起”的人多了起来，尤其是有孩子的年轻夫妇。“如果不是一个工作把他们捆得特别死，或者经济上比较宽裕，他们都走了。”他猜想，孩子的健康已经大于他们留在北京的渴望，“对中国人来说，有安土重迁传统，‘连根拔起’需要巨大的勇气。”
徐则臣还在观望。孩子咳嗽、求医，大蒜冰糖水、萝卜蜂蜜水之类的偏方，“连根拔起”，他都照实写进了小说，虚构写成了非虚构。在天桥偶遇同乡，陈年罪责重回生活时，余松坡的脑子里闪现了一句话：“雾霾进到了我骨头里。”
“我更看重的其实不是外在的雾霾，外在的雾霾谁都能写。”徐则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他希望写雾霾从体外进入人物内心，“只有进入人内心的雾霾，才是文学意义上的雾霾。”
在天桥张望车水马龙的大路，徐则臣每每感到绝望和悲观。
在天桥张望车水马龙的大路，徐则臣每每感到绝望和悲观。那就像微信的开始画面，一个地球，一个人，两者产生强烈的对比。每次去书店，他也觉得疲惫：有那么多经典作家、作品，自己为什么还要写？在人群里，在喧闹的场景，他会觉得更加孤独，永远融入不了别人，局外人感觉无法克服。即便那句“万人如海一身藏”，他也认为过分乐观，太有优越性：那不是藏，而是淹没。
”你总是觉得孤零零的，所以说你的孤独无人响应，其实没有人理会你。但是反过来说，你以为你就是你自己，可以闭关自守，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时候，其实所有人都在影响着你。”徐则臣认为自己的矛盾情绪源自性格，也是城市生活、现代社会的产物。他如今已经“认了”。
徐则臣写了许多年北京，希望看清这座城市而不得，现在愈发焦虑，“不敢轻易地判断，或者根本就无法判断”。书里的余松坡，留洋时看了许多关于国内的报道，以为很了解故国，回来却碰了壁，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年轻人。他做的戏剧，在国外很先锋，回来却非常现实主义。他的根子，被钉在了乡土中国。
“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一个真实的北京。”徐则臣说，他只能通过自己的观察、分析，以及在国外的游历来寻找另外一种眼光，“就像一句话说的，那个圆越大，未知的东西越多。但是不能因为未知的越来越多，就不去扩大这个圆。”
徐则臣凭借出版于2014年的作品《耶路撒冷》斩获第十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“年度小说家”奖。
写《耶路撒冷》时，徐则臣30岁出头，满怀青年的豪情壮志；写《王城如海》，他已上有老，下有小，中年生活里有更多琐碎杂务，经历更多生老病死。祖父生病，令他的回家频率陡然升高。他也计划，未来要沿京杭大运河走一两次。
有次回家探望祖父，徐则臣听了一路《江河水》，单曲循环。同《二泉映月》一样，那也是他喜欢的二胡曲。《二泉映月》联系着余松坡的童年记忆，能平息他的焦躁；这两首曲子也令徐则臣“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澄明”。他小时候会拉二胡，吹笛子，现在却连音都摸不准。
本文首发于2017年4月13日《南方周末》
未经许可，请勿转载
转载、合作请联系:nfzmwh@163.com
评论